【我与光明日报】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我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算起来已经70多年。从1962年第一次在《光明日报》刊发文章起，我与这份报纸结缘已逾60载。光阴见证了我从青年科研人员变成耄耋老人，也记录下我的治学之路。我想，对我们经济学人而言，光明日报不仅是刊发学术成果的平台，更是思想交流的阵地，亦是伴随我们学术求索的良师益友，映照着一代代经济学人立足国情、求索真理的时代足迹。
1962年是我和光明日报缘分的起点，也是我学术生涯的一个关键转折点。那时，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孙冶方所长倡导理论联系实际、大兴实地调研的治学理念指引下，我1961年、1962年先后两次深入浙江基层调研：第一次跟随原国家计委副主任薛暮桥同志赴杭嘉湖乡村，蹲点调研农业生产、农民实际收入与农产品生产成本；第二次跟随原国家物价局副局长张翼飞同志在杭州调研农产品成本核算与定价问题。此前我的研究还主要立足于书本理论，不免陷入教条。两次江南田野之行，加上1957年上半年在山东菏泽的农村调研，踏遍田间地头，亲眼看见农户算账的难处、农产品定价的现实矛盾，我的视野跳出束缚。我探寻着中国农村经济活动的规律，产生了源源不断的灵感。调研归来，我把满腔文思整理成两篇文章，其中《关于农产品成本计算方法的几个问题》投稿至《光明日报》，于1962年6月11日见报。这是我在《光明日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投稿过程也让我第一次真切体会到光明日报包容务实的办报态度。
时隔半年，1962年11月26日，我以作沅为笔名在《光明日报》经济学版发表《对“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初步探讨》，某种程度上这篇文章奠定了我一生价值理论研究的学术根基，也是我与光明日报深度结缘的开端。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恩格斯“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是不正确的，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相矛盾。而我受孙冶方先生启发，结合调研里接触的现实案例，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商品的社会使用价值，亦即效用，不仅是该商品价值能否实现的制约因素，而且是该商品价值形成的制约因素。这就意味着，劳动投入必须是对社会有用的，才能是社会必要的。
当时，我在《光明日报》看到了否定恩格斯这一观点的文章。我本着学术争鸣的初心，撰写了一篇反驳文稿，邮寄给负责经济学版的编辑陆迅。记得他安排时任编辑助手的林兆木与我对接具体的审稿事宜。
我选用笔名“作沅”投稿，意在规避不必要的争议，既能安心发表不同学术观点，也方便纯粹围绕理论展开客观讨论。稿件投递后，陆迅、林兆木两位编辑的工作态度令我至今感念：他们非常专业又很尊重学者的学术观点，仅对文稿语句、标点做文字润色，没有改动我的核心论证逻辑。现在想来，当时的我还是一个“愣头青”，而他们既没有因观点挑战学界主流而撤稿，也没有刻意修改内容迎合主流论调，只要文章立论扎实、论据充分便予以采用。
光明日报历来注重和鼓励学术讨论，比如我那篇关于农产品成本的文章刊发后，先后有两位业内专家在报上发表商榷文稿，报社原样刊登不同观点，一来一回的学术辩论，让理论创新和学者思辨都在公开讨论中不断深化。
自此，我与光明日报几代编辑结下深厚情谊，我们都常年保持联络，是数十年的老朋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我国市场化改革破冰攻坚期，也是我在《光明日报》发文的高峰期。我主攻价格改革，主张价格改革与所有制改革双线并行、渐进放开市场定价，多篇探讨价格体制转型、市场化路径的文稿，经编辑精心润色后刊发于《光明日报》上。
改革开放之后，光明日报紧跟时代变革，立足中国改革现实刊发相关论文，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传播的重要阵地。我在这里又发表了一篇学术历程中极具里程碑意义的作品——2008年12月7日刊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理论支柱》。恰逢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结合先后参与起草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报告以及若干次中央全会文件的思考，我系统阐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脉络、确立过程与重大价值，并指出后续仍需持续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持续彰显该理论的生命力。历次顶层设计的打磨过程，让我愈发笃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40余年改革探索凝结的理论精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支柱。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我亲历从计划经济摸索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落地全过程的一次回顾，后来也成为解读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参考文本。如果让我列举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几个学术成果的话，这篇文章一定位列其中。
2016年，经济学版主编专程向我约稿，围绕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命题开展对话，虽年逾八旬，我仍欣然执笔，这也是我退休后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为数不多的文章之一。2015年后我逐步退出科研一线，精力转向整理经济学史料，但每每翻看旧报、与编辑交流，昔日画面历历在目。
回望70余载治学岁月，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价值规律争鸣，到八九十年代经济体制改革建言，再到新世纪系统梳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我所看到的光明日报始终包容不同学术观点的探索、紧跟国家建设的需求。上世纪六十年代它为百家争鸣提供学术平台，让挑战主流的价值理论得以面世；改革开放后它锚定改革现实，为市场化改革理论发声助力。经由光明日报，我将学术观点从纸面传递给大众、以理论对接国策；而我将多年调研、潜心研究、参与顶层设计过程中收集的海量资料，反过来又化作一篇篇刊发在报刊上的理论文章，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双向滋养。
我们这个时代为经济学家的研究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和极为丰富的素材，也为经济学家提供了施展才能最广阔的舞台。立足中国大地求索真理，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是一名经济学人毕生的追求，也让我深感何其有幸。感谢光明日报相伴我的学术生涯，也以文字持续记录着时代征程。祝愿光明日报始终坚守思想阵地，与广大知识分子一道，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崭新篇章。
（作者：张卓元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本报记者陈之殷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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